• 公元223年（三国时期），孙权依蛇山筑夏口城，为今日武汉三镇形成奠定初基，距今1784年；
• 公元281年（西晋），夏口城为沙羡县治所，成为县级行政中心；
• 公元454年（东晋），宋孝武地帝设立郢州，以夏口为郢州刺史治所，夏口城又称郢城，今蛇山山脊有郢城土城墙遗址；
• 公元589年（隋朝），改郢州为鄂州；今武昌定名江夏至清代，汉阳定名至今；
• 公元1134-1140年，南宋名将岳飞屯兵鄂州（今武昌）七年，3次北伐抗金，但壮志未酬，成就《满江红》千古绝唱；
• 明代在武昌设省级三司衙门，设置湖北巡抚，明中晚期设总督，还有武昌府级、江夏县级的官署，武昌因之俗称“湖广会城”；
• 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在鄂州旧城的基础上向东、西、南作了较大的扩建，城垣20里，设9门；朱元璋第六子楚王朱桢就藩武昌府建城中城“楚王府”；
• 明末清初，江北崛起新兴工商市镇，清代的武昌城既是湖广大区域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
• 1852-1856年，太平军三克武昌城；
•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并取得首义成功，成立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湖北军政府；
• 1926年北伐军围克武昌；
• 1927年，广州国民政府迁移武汉，武汉成为大革命中心；
• 1938年，武昌沦陷，国共第二次合作，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在武昌成立，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 1949年5月17日，武昌解放；1953-1957年，国家兴建156项基本建设项目。

1838年，林则徐武昌禁烟；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长期以来只有朝代更替，而无制度变化。但这不变的封建制度却一步步走向衰落。终于在1840年经历了一场屈辱、失败的鸦片战争，在痛苦中走进近代。

近代前夜的武汉，湖广总督林则徐厉行禁烟，成为广州虎门销烟的预演。鸦片战争后，汉口被迫开埠，但开埠又是一种机遇。在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文化影响下，武汉开始了城市近代化进程。武汉城市由此而开始进入近代都会。

1838年6月，林则徐在武汉起草《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同年9月，他在武昌、汉口、长沙等地开设禁烟局。林则徐在武昌率同湖北巡抚及州县官，对收缴的烟土、烟具一一验明后，命人刀劈烟具，火烧烟土烟枪。对余膏残沥，即拌以桐油再行烧透，将灰投入江心。

鸦片战争后动荡不安的武汉社会：鸦片战争后武汉商路发生了变化，鸦片输入急剧增长，烟毒在武汉死灰复燃，并有愈演愈烈之势。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一月十九日，武昌沿江发生了一场因吸食鸦片引发的大火。在这场火中被烧死烧伤或落水遇难者达千人之多。在封建社会，人祸与天灾总不断发生。鸦片战争后的10年间，湖北武汉地区饱受天灾的肆虐、疫病的折磨。“自道光二十年至二十八、九年，水患频仍，岁岁冲决（堤防）”。

湖北、武汉人心浮动，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矛盾尖锐，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1842年初武昌府崇阳县爆发了由钟人杰、陈宝铭领导的农民起义，攻克县城。捕杀知县，开仓放粮，队伍迅速发展到一万多人，树起了都督大元帅旗，连克通山、蒲圻、武昌、汉口处于戒严状态。果不其然，1851年初，太平天国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后转战广西，直驱湖南，北进湖北，在湖北武汉民众的支持下，与清军在武汉三镇进行了为期数年的拉锯战。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夏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谱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新篇章。

自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群众奋起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缺少组织和领导。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理论，组织革命政党，先后发动过十次武装起义，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每次起义都起到了宣传革命、振奋人心的作用。

湖北位居长江腹地，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是水陆交通中心。帝国主义各国早就在这里辟租界，开商埠，办工厂，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城乡各个角落。这就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农村经济破产，人民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１９０４年７月，武昌出现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又陆续成立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湖北革命党人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在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工作，直到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已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起义的主力军。１９１１年４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同盟会领导人决定把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实现了湖北地区革命组织的大联合。夏天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预示着全国革命风暴的到来。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统治者的武力减弱，武昌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９月２４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制定了起义计划。但实际起义并没有按预定计划进行。１０月９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革命总机关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文件全被俄国巡捕搜走，机关暴露。蒋翊武得知此消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当晚起义。但因命令未能及时送到，起义没有实现。湖广总督瑞澄下令搜捕党人，武昌机关遭到破坏。１０月１０日，瑞澄继续按册捕人，形势十分严重。在这紧急关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动联络。当晚７时过后，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后队正目（相当班长）熊秉坤领导该营首先发难。他率领十多名革命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守库的本营左队士兵鸣枪配合，顺利地占领了楚望台。工程营左队队官（相当连长）吴兆麟被推为临时总指挥。当天夜里１１时左右，革命军以工程营为主力，分三路向督署发起猛攻，督署守兵千余人以强大火力阻击，各路大军均不得手。午夜时分，发起了第二次进攻，瑞澄闻炮丧胆，从督署后墙凿洞逃遁。次晨２时，革命军再次发动进攻，终于在黎明前攻下督署。武昌起义胜利了！１１日晚及１２日凌晨，革命军先后占领汉阳、汉口，武汉三镇完全光复。这是孙中山领导革命起义以来第一次取得的胜利。消息传出，全国和全世界为之震动。

1926年10月，武昌古城垣“拆除令”下达；80年过去，老城门只留文字符号

在历史上，我国多数城市是由官府设立的政治中心而形成的，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墙（以及城门），便成了那些历史悠久的中国城市的主要标志。那么，曾经声名远扬的武汉老城墙，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武汉老城门又是如何淡出人们的视线？

武昌城曾为南方重要城垣

中国的许多城市是沿江河湖海而兴建的，城墙还担负着一种特殊的功能———防洪。武汉三镇，鼎足而立，夹峙长江、汉江，最容易受到两江洪水的威胁，三镇城墙修筑的时代不同，但均有防洪作用。武昌城西北临江一带，城门特别少，就是出于防洪上的考虑。

翻阅历史典籍，武昌城——这座武汉三镇中建城历史最为悠久、历经1700多年沧桑的古城，其往事跃然纸上。

武昌有城，是从三国时期的公元223年开始的。那一年，吴主孙权在江夏山（今蛇山）东北筑夏口城，“依山傍江，凭墉藉险”，实为一座形势险要的军事堡垒，方圆仅二三里。

南朝时，宋孝武帝于454年在夏口城立郢州，故武昌在那时又称郢城。梁武帝时，梁将曹景宗在紫金山与小龟山北筑石城为军事堡垒，北临沙湖、余家湖，南距郢城约二里。此后，隋文帝于589年废江夏郡置鄂州，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州、县治所均设城内，故古时武昌又有鄂州、江夏县之称。后来，唐节度使牛僧儒驻鄂州，改建鄂州城，不仅城的范围扩大了，而且以陶甓围城，武昌有砖城自此始。

武昌城基本定型于明朝。1371年，朱元璋的大将、江夏侯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将城区扩大到黄鹄山（今蛇山）南，城周约20里，墙体为陶砖砌就，墙高2至3丈不等，环城挖护城河一道，水深1丈多，辟有9个城门：东有大东门，东南有新南门，南有保安门、望泽门，西南有竹欸门，西有平湖门，西北有汉阳门，北有草埠门，东北则有小东门。1535年，都御史顾磷改大东门为宾阳门，改新南门为中和门（辛亥革命后改为起义门），改望泽门为望山门，改竹欸门为文昌门，改草埠门为武胜门，改小东门为忠孝门。清光绪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又在中和门和宾阳门之间增辟一门，称通湘门。

这些城门位于现在的什么地方呢？年过七旬的“老武汉”、武汉文史界知名人士张诚杰教授，谈起来如数家珍。

东北部的忠孝门，在如今小东门；宾阳门在古城正东，位于今大东门立交桥处；东南部的起义门位于今首义路；保安门在古城正南，今保安街附近；望山门也在古城南面，今解放路南端，武昌造船厂东门附近。文昌门位于古城西南，今武昌造船厂北门附近；平湖门是古城西门，今平湖门水厂附近；汉阳门在古城西北，现武昌曾家巷附近；武胜门是古城北门，在今积玉桥得胜桥街口；通湘门，设车站于门外，以通湖南，故址在今紫阳路东端，靠近武昌火车站。

明代的武昌城，里巷阡陌，衙署丛集，府学、贡院、文庙等文化建筑遍布，文人学士荟萃，俨然是一座政治中心，为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垣。

汉阳城屡次毁于战火水灾

汉阳是一个真正的古名，它使用了1400年。隋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因当时的汉津古城位于汉水之北，按我国自古以来地名的命名原则“山南水北为阳”，遂改名“汉阳”，沿用至今。

唐朝初年，唐高祖李渊对武汉的行政建制在隋朝的基础上稍稍作了一些改变：原江夏郡改为鄂州，州治设在江夏县（今武汉市武昌区），下辖5个县；在长江以北设置沔州，下辖汉阳、汉川两个县，沔州州治设在汉阳县（今武汉市汉阳区），并将汉阳县以及沔州的行政机构都一起从蔡甸的临嶂山下迁到龟山南麓的凤凰山（又称凤栖山）下。

与此同时，唐朝地方官员开始筹建汉阳城。其城址位置东临长江，北倚凤凰山，南接鹦鹉洲，西濒汉水。汉阳城周长为1072丈（约3.6公里），建有8座城门，东为迎春门，南为沙洲门，西为孝感门，北为汉广门，东南为朝天门，西南为汉南门，西北为下汊门，东北为庆贺门。这一城建格局影响深远，直到今天，汉阳以显正街为东西轴线，其东端人们习惯称东门、古楼东，两厢则称为南城、北城。

北宋时（1122年），江河大水泛滥，汉阳城毁于水患。直到元末明初，汉阳因此一直没有城廓。

明朝初年朱元璋平定楚地后，汉阳知府程瑞重修汉阳城，其地理位置仍取“东南临大江、西北跨凤栖”之势。明嘉靖三年，汉阳城周长约2.5公里，设城门4座，按东西南北分别为朝宗、凤山、南纪、朝元。城内正街小巷纵横交错，城外与陆路水路相连，交通便利，为明代汉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此后，汉阳城两度毁于战火。明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先后进驻武昌、汉阳，汉阳城被毁。清顺治十八年，知县曲圣凝、守备董朝禄分别对汉阳进行了维修，将原城墙增高了数尺，并重建了南城和西城的城楼。咸丰年间，武汉三镇又成为太平军与清军殊死搏斗的战场，太平军曾四克汉阳，此时不仅汉阳城被毁，就连西城外不远的归元寺，大雄宝殿、罗汉堂等建筑亦毁之殆尽。

清光绪六年，汉阳城重建，其城围计2公里多。在城的东南西设朝宗、南纪、凤山门，北面则凭借了凤凰山这一天然屏障，山外一侧有一座宋代兴建的著名寺庙——兴国寺。从凤山门到朝宗门，当中一道通衢为正街，这就是今日的显正街了。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汉阳知府严舫、知县林瑞枝主持再修汉阳城，并且将东谯楼改为汉江楼，准许百姓登楼眺望长江。

汉阳城最后的规制为周长不到3公里，城门有三座，即东边的朝宗门、南边的南纪门、西边的凤山门。三座城门各建一谯楼，东南临江，有水闸，北倚凤凰山。汉口城设堡挡太平军

武汉三镇，最繁华的城区在汉口，最有现代化气息的建筑也多半在汉口。然而，在历史上，今日汉口却是汉阳的属地。即使是在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汉阳两地以河为界后，汉口也一直属汉阳管辖，直到1889年，清政府在汉口设立夏口厅，汉口才与汉阳分治。

“五百年前一荒洲，五百年后楼外楼。”这句民谚恰当地表述了汉口的历史。比起上千年历史的武昌、汉阳，只有500多年历史的汉口算是后起之秀了。

汉口形成于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时，当时还是与武昌隔江相望、与汉阳连为一体的荒洲。明朝崇祯年间，为防止后湖水泛滥，上起硚口，下至一元路，挖土修建了一条堤防。挖土筑堤，堤后便形成了一个深沟，被起名为玉带河。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驰骋江汉之间，清兵十分恐惧，于是就堤基构筑汉口堡。工程在今中山大道一线上展开，堡外挖一条壕沟，开辟包括玉带门、居仁门、循礼门、大智门、通济门在内的7个堡门。

1905年，汉口动工修建东起汉口堤角、西至舵落口的张公堤。自建成之后，后湖十几万亩低洼地上升为陆地，这样导致汉口城堡失去了防水功能。而后来，玉带河渐渐淤塞，清末遂拆除汉口堡改建大马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道。今日汉口的雏形就逐渐形成了。

武昌、汉阳古城拆除始末

拆除武昌古城垣的动议，最初起源于粤汉铁路的兴建。1890年，清政府决定建设粤汉铁路，拆除影响铁路建设的武昌古城垣的提议随之而来。后粤汉铁路建设因资金问题搁置，拆除动议也就不了了之。

1919年，湖北省议员陈士英等62名绅士再次联名上书，倡议拆除武昌古城垣，通过拆城修路将城内城外连成一片，从而发展武昌经济，解决当时经济之困。他们提出了城垣存在的五个“弊端”：阻碍交通；检查繁琐，人民出行不便；内外隔阂，有碍治安；空气闭塞，容易发生瘟疫；影响城中商业。不过，由于拆城工程浩大，加之民国之初局势极为动荡，多数议员不赞同陈士英等人的议论，有的议员则尖酸地回应说：“不拆城放屁都不易散去，会闭死人的。”议论纷纷之下，当局反复研究未果，使拆城之议搁置下来。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长沙、岳阳、贺胜桥先后被攻克，势如破竹，兵抵武昌城下。然而，军阀吴佩孚依靠坚固无比的武昌城墙顽抗，北伐军死伤无数而未获成功，只得改变攻城计划，采取迂回战术，先后攻克汉阳和汉口后，于9月16日攻克鄂豫边界的武胜关，使武昌变成一座孤城。吴佩孚军大部撤至河南信阳。在长期的封锁下，武昌守军弹尽粮绝，终于投降。北伐军在历经40多天的浴血奋战后，在10月10日入城。

在胜利后的一次会议上，亲睹攻城艰难的郭沫若等，再次提出拆除武昌城垣这一“封建堡垒”的议案。并获得很多人支持。一批湖北籍人士虽不赞同，但围城之痛记忆犹新，也不好多说什么。